在监委人员向老板一方明确提出退款要求的情况下股指外汇股票配资门户，先务必弄清“因何退款”。监委也有义务告知老板退款具体涉嫌的罪名或者退款理由。一、帮领导保管的贿赂，或领导案发前退回的贿赂老板与领导同时移送审查起诉的概率极低。对于老板来说，“交钱就平安”预期性极高。相反，不交钱想平安难度较大。
例如，领导身边的老板帮助领导保管了领导贿赂，或者自己承诺送给领导的钱款还没有实际交付，亦或者领导听到“风声”将此前送的财物退回。如果上述情形客观存在，被监委告知退款后没有退还，很可能会被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这几个常见罪名移送公安机关（洗钱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侦办或者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即所谓的法办。二、充当掮客请托领导办事，自己单独或与领导共同收钱的情况
这类老板往往与领导关系十分密切，是领导身边的“钱袋子”，涉嫌的也往往是更加严重的利用影响力受贿、共同受贿或共同贪污。对于他们而言，留置后被移送的概率远高于第一种情况。尤其是领导并没有参与收款，老板单独收钱的情形。共同受贿、共同贪污，虽然也有相当高概率被移送法办，仍有不被移送的较大可能性。对于这类案件来说，监委人员往往会称“给钱就不移送”。实际上，监委领导是否开会并审批不得而知。但提前退款毕竟在此时仍是很重要的不被移送司法的重要“加分项”，值得一试。对于单独收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件，移送法办的概率高。当数额十分巨大，例如超过三百万，是否筹款，尤其是举债退赔，还需要三思后行。此时退赔与移送审查起诉后退赔的区别不大，但起码移送审查起诉后能通过会见、阅卷站在更全面的视角审时度势。
三、通过领导帮忙拿项目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退赔
行贿老板不移送司法是常态。但当前及以后一段时间，“罪可免，钱得交”仍是常态。新常态是除了要交出行受贿款外，还需要交出因领导帮助所获的“不正当利益”。但专案组人员有限，老板们到底通过项目挣到多少钱，往往并不明确。很多情况下，只有老板们自行组织审计才能弄清是亏是赚及具体金额。围绕领导展开专案，不可能把老板们在每一个项目挣了多少摸清。近期，各地开始流行一种“拍脑袋”追行贿不正当利益的做法。有的监委工作人员一直让行贿人自己写，但每写一次都不“达标”，都被“嫌低”；有的监委工作人员直接开出一个巨大无比的数额，要求老板上交。面对监委人员的上述行为，老板们有的还没等案件结束就“跳脚”控告；有的默默分文不改“奉上”，只当花钱买平安吃个哑巴亏。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方法，尤其是第一种，很不可取。移送不移送这件事，掌握在监委手上，一旦被移送，定罪是大概率。轻则缓刑、实报实销，重则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既要追回谋取的不正当利益，还要被判处罚金。无论向本级监委告，还是向上级监委告，甚至告到党中央，最后还是在案件没有结束前会转办到办案人员手上。面对一直告自己的老板，对方还会“有话好好说”的概率显著降低。甚至为了自证自身依法履职，直接移送司法让法院决断。这类老板可谓一时的情绪换来长久且全面的恶害，得不偿失。更合理的方法，是建立在充分理解监委工作人员为何如此基础上，克制柔和且拿着客观证据自证的沟通。如前所述，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查清老板们到底挣了多少钱，又怕老板们“耍滑头”，藏着掖着“缺斤短两”。对他们而言，此时最好的策略就是先漫天要价，如果老板们马上乖乖给钱，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要少了”。就好比商家开价后，顾客一讲价，商家马上同意的心理模式是一样的。如果监委人员“开价”过高，老板们往往自己是有充分证据自证的。完全可以拿着当时形成的财务凭证请审计人员算账。可以拿着账簿和第三方审计结论与监委对账。面对客观证据，监委往往还是可以接受结论范围的谋利数额。当然，前提是这个账得能拿得出来。对于没账或者见不得光的账，这就是“走夜路”的超高代价，多说无益，买单离场。
丁慧敏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论坛学术委员，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课外指导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风险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专业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刑法的私塾》；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办理厅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五十余起，多起案件取得了数额核减、量刑远低于量刑建议的辩护效果；办理内幕交易、集资诈骗、合同诈骗、非法经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公受贿等多起案件，取得了无罪、罪轻等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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